虞不出则财匮少，商不出则三宝绝。农工虞商，国之四柱也。而要诱商出力，则必须有利之所在也。商家逐利而囤积居奇，丰年收，歉年卖，本是他们谋生的必然手段，无可厚非，只要将价格控制在国家与百姓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，那就还是正当的，是为‘善利之商’，官府是必须保护这一类商人的，否则国家运转就会出现血液不畅的问题。然而商人若是为逐短利而将价格不断抬高，高到完全脱离实际，以至于百姓必须破家舒困，高到朝廷必须破国兜底，那就是一种‘恶利之商’了，对这种商人必须加以打击。只是这两种商人界限模糊，有时候也很难分清楚善恶，所以行事必须慎之又慎。”

　　郭汾道：“只是这些人并未触及国家律令，国家若为了维护法度，却势必要姑息他们，若要打击他们，又怕乱了法度——这却是投鼠忌器了。”

　　魏仁浦道：“这个，就要涉及到律法之根本了。”

　　“律法之根本？”

　　魏仁浦道：“就是立法之权与修法之权。而这一点，又恰恰是当前乱麻的症结所在。”

　　郭汾听得默然，因想起天策政权下的立法与修法的情况来。

　　天策政权的建立为时甚短，而且中间战争不断，没有时间从容地来进行律法建设工作，许多事情都是仓促上马，法律的订立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严谨的程序。大致而言，天策大唐的律法有四个源头。

　　第一个自然就是唐律。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，当初安史之乱以后，郭杨鲁为以及安、慕容等世家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，仍然能保有许多重要典籍——最根本的两方面，一个是兵法，另一个就是唐律了。

　　当然，由于僻处边疆，所以安西唐军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么完整，而且百年迁徙，这中间遇到的变故太多，就算对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贯彻，故而便从实际需要中补入了许多适合西域土壤的习惯法来。

　　在进入疏勒之后，安西唐军开始从苟延残喘转入有向内拓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，考虑到境内各族混杂、诸教并立，极为了巩固政权又为了团结诸族，便援请诸族诸教的有识之士一起修订法律，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里面便有了第三个源头——来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。

　　各教相同者存之，各教有歧异者则谋求一个折中的方案，若是冲突无法解决时，比如面对一神教那种对异教徒的歧视与打击，或者野蛮部族的野蛮习俗等，则由张迈居于其上，劝说甚至强制改俗！当前天策政权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，而境内的许多蛮族也逐渐文明化，这便是律法的第四个源头——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了。

　　范质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，两人入凉以后对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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